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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于青萍之末。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进入第四天，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引起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警觉，果断地将会议代表转移到嘉兴南湖。
撤离后，密探程子卿果然带人前来会场搜捕。
通过这件事，中共“一大”把“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写入党第一个纲领，把“党应警惕”和“特别机警”写入党第一个决议。
然而，早期的中共一度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力量建立情报保卫系统，致使党中央和领导人如履薄冰，频频遇险。
10月，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被捕；翌年春，张国焘在其住处挂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就遭到租界当局查封，被迫出走；同年7月，中共“二大”后中央局被迫迁往北京。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在火热的斗争中，党加强秘密情报保卫工作意识逐渐觉醒，从而形成了“尽量利用公开身份掩护地下斗争”“通过统一战线进行情报保卫工作”等工作原则。
1925年的五卅运动前后，苏军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即是情报总局局长别尔津亲自主持，通过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总局、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等机构选拔优秀的情报人员，组团派往中国南方，出任黄埔军校的军事顾问，协助中共创办“反间谍工作与情报工作学校”。
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区委在工人纠察队中组织“少数会打枪的同志”，成立了“打狗队”，惩办那些破坏罢工的工贼。
这些工纠队里的“打狗队”骨干，后来大多成为中央特科成员，构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雏形。
1926年11月的一天，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中共党员李强奉中央命令，
用小舢板将工人代表顾成章，农民代表陆留，军事代表陈赓送到停泊在不远处苏联货轮上。
在中共历史上，留学苏联的不在少数，但这三名留学生，却是给中共党史上抺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因为他们留学的部门是苏联最神秘的契卡。
有人说，每一名契卡都有一个师的破坏力，训练强度难以想象。若是没有天赋异禀、强壮的体魄，坚韧的意志，恐怕难以走出契卡的山门。
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化装等知识;后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专门技术。
陈赓回国后，化名王庸，进入中央特科，负责培训谍战人才，后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长袖善舞，活跃于社会各界，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出身于青帮的顾顺章尤为可怕，因他的武艺高强，枪法精准，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在苏联受训期间，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还擅长双手开 、爆破、室内开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负责中央特科三科时，除掉了党内不少叛徒，后他被捕叛变，差点给中共中央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至于陆留，一些党史研究资料说他回国不久后因病去世，在苏联的解密档案里，有陆流本人亲笔填写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履历表与一份陆流本人亲笔书写的“我的履历”，署名都是陆流。
他回国后调至中央特科，一直在“中共中央特务科支部和机关”工作，历任“中央特务科秘书处秘书、中央特务科党支部委员、中央特务科党支部书记”之职。
在这只小舢板出发之前，党对隐蔽战线斗争的认知是懵懂的。
1927年5月，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在军事部下面设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科。
11月，在军事部特务科的基础上，周恩来创建了中央特科，其特点是组织完善、纪律严明、行动果敢、分工明确。
中央特科先后设立了一科总务科，主要负责保卫中央安全、设立秘密联络点、安排重大会议、营救同志、保存中央文件等工作；二科情报科，是专为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而设；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专门镇压叛徒特务；四科交通科，后改称无线电通讯科，主要负责通过地下电台手段，为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苏区红军以及共产国际沟通提供保障。
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不闲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28年2月，陈果夫、陈立夫整合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并增设了以徐恩曾为首的特务组，开展对共谍报，伺机打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实施窃密、策反、破坏等。
然而，徐恩曾想不到，此时，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奉中央特科的命令，先后考入他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组成三人情报小组。
潜伏期间，他们骗取徐恩曾的信任，为党中央获取了大量重要的情报，从而化解了顾顺章叛变的危机。
可以说，中央特科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个最神秘的“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等方面，起着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有它的存在，苏区红军获得准确的情报，胜利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更重要的是它培养和造就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一大批在此后隐蔽战线斗争中功勋卓著的杰出领导人和业务骨干。
1931年至1933年，随着王明、周恩来、博古、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陆续地离开上海，去了苏区，中共中央在上海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历史使命。
由于徐恩曾为首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了对上海地下党的破坏活动，1935年8月26日，最后一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接到王明和康生发自莫斯科关于“上海目前不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的通知，解散了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特科，将相关人员撤往天津。
中央苏区时期，党在特科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展情报保卫工作，配合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为发展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特别是长征途中，依靠自制和缴获的电台，红军及时破获敌人电报，使红军高层及时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四渡赤水出奇兵”，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的隐蔽战线面对着日本“特高课”、汪伪“76号”以及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为了坚决打赢这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中央社会部、中央调查研究局和中央情报部。
因有了十多年的经验积累与人才储备，中央社会部风生水起，蓬勃发展，在此期间，无数个知名或不知名的中共特工渗入日伪、国民党一些要害部门。诸如被誉为“龙潭后三杰”的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三人情报小组；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被誉为“扼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等等。
特别是中共情报人员窃取了德国进攻苏联和日本偷袭珍珠岛的重要军事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面所说的仅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从一株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至于繁枝细节就不用赘述了。
在敌我阵营大对决中，很多人都忽略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前线打仗的将士才有资格被称为英雄。殊不知，那些为了情报不惜隐姓埋名，抛弃过往身份的人，一样是令人钦佩的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出生入死，很多战役都会失去取胜的先机，甚至还有可能会因敌情不明而遭遇失败。
建国后，经过5年时间酝酿。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在授衔者中，有两个从未带过兵打过仗的开国将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是上将李克农，一个是中将刘少文。
说到红色特工这个神秘的群体，隐蔽战线虽然没有硝烟，但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并不亚于正面战场，他们为了共和国的诞生，舍生忘死，犹如一把锋利的刺刀深插在敌人的心脏，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毛泽东曾说过：“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这是对李克农的最好评价。
相比较之下，刘少文虽然不象李克农那样让人耳熟能详，可事实上，纵观革命历程，刘少文工作的地域跨度在所有特工中是最广的，他的传奇经历丝毫不比李克农逊色。
他原名刘国章，曾用名张明，笔名柳华、铁人，信阳县人。
20岁那年，他被党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王明成为同学，担任本年级党支部书记，掌握了流利的俄语，为后来从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他当瞿秋白的助手，负责国际联络工作。因为谙熟俄语，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管理有关经费，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交通员。
1934年10月，他在遵义会议上担任会议记录和秘书工作，见证了党史上伟大的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在上海福熙路多福里21号设立。他担任办事处秘书长、副主任，先后协助两任主任李克农、潘汉年积极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永不消逝的电波》男主角李侠的原型，就是刘少文的手下，中共上海地下电台发报员李白，
在敌人眼皮底下，他组建了庞大的情报系统，深入到日伪和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覆盖到港澳地区，是中共中央倚重的情报来源之一。
上海沦陷之前，他和潘汉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撤出上海，安排到安全的地方。
潘汉年撤离上海后，刘少文继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转入地下工作，为皖南新四军募集了大量军用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