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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桂柳会战前夕，张炎被委任为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将参议，派回广东南路视察。9月，他回到吴川，与中共南路特委合作，发展地方抗日武装。
他和詹式邦将军在吴川、廉江成立四个抗日联防区和四个抗日联防大队。为了扩充实力，他将一个亲兵中队编入县大队，自己的卫队由20多人扩编到400多人。
另外，他安排120多名秘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进入吴川县府及各区乡联防队、乡公所、学校任职。
11月12日，日军和伪军扫荡吴川和廉江交界的湍流、石门一带，被黄景文、黄飞游击大队截击于钩镰岭。张炎闻讯，派詹式邦率领两个连增援友军，经过数小时激战，击毙日本军官中村等数名，敌军见势不妙，仓惶而退。
由于张炎和共产党人来往亲密，联合抗日，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警觉，他们派出特务，暗里监视张炎的一举一动，进一步迫害爱国进步人士。
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让张炎忍不可忍。1945年1月9日晚，张炎接受中共南路特委的建议，在樟山后背山“慎终追远”墓园秘密召见陈信材、黄景文、叶春、曾伟、郑洪潮等人，商讨武装起义事宜。
不料，张炎的秘书郑洪潮是一个特务，会后，他向吴川反共县长邓侠告密。
国民党顽固派六十四军副军长、高雷沿海守备区指挥官邓鄂闻报大
惊，立即派李昌率领一个保安团于1月13日开赴化县，包围化县抗日自卫总队，杀害副队长兼县秘书文邵昌，逼化县县长、原十九路军副旅长宠成自杀，撤掉詹式邦电、梅、吴、廉抗日挺进司令的职务，并准备派兵到樟山村逮捕张炎。
邓鄂是邓龙光的胞弟，曾任十九路军122旅参谋主任，是张炎部下，后仗着其兄的权势，青云直上。
詹式邦获悉敌人的计划，星夜奔赴樟山，两将军果断行动，14日凌晨宣布武装起义，通报中共南路特委。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张炎的自卫队400余人，詹式邦的一个警备大队400余人，合计800多人。
中共南路特委派王国强、陈以铁大队400多人配合，于当日九时攻陷国民党吴川县政府所在地塘圩，解除5个中队反动武装，活捉邓侠，释放政治犯，开仓赈济，解放吴川全境。
19日，中共南路特委在泮北开会决定，成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同时，张炎、詹式邦在官渡镇高岭村将他们的起义部队命名为“高雷人民抗日军”，军部设在高岭村詹式邦的书房。张炎任军长，詹式邦任副军长，叶春任政委，曾伟，彭延玺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陈泽任军需处长。下辖两个团：第五团团长张世才，第六团团长张怡和，警卫营营长张启彬，合计2000多人。
在誓师大会上，张炎和詹式邦在大会上讲话，公开表态联共抗日，宣布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国民党一位中将和一位少将举行武装起义，轰动了整个南路，国民党顽固派惊恐万状，急派正规军155师一部配合茂阳师管区保安部队及各县反动势力进攻吴川、化州，企图消灭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高雷人民抗日军。
为了保存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避免和敌人硬拼，1945年1月23日，中共南路特委率第二支队北上化县中垌，第一支队奉命沿遂、廉、化边区挺进，26日抵达中垌，和第二支队会合。
27日，国民党一个保安团尾追而来，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高雷人民抗日军合力击退敌人，在中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进军粤桂边，一路由中共南路特委率一、二支队向廉北挺进。另一路由张炎率高雷人民抗日军和中共独立大队向廉西挺进，两军会攻塘蓬后，挥师北上。计划开辟廉、化、博(白)边境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月31日，高雷人民抗日军攻下廉江县武陵时，张炎接到廉江县长黄镇的电话，对方称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来电，邀请张炎入广西百色，商议南路政局问题，让张炎率部暂驻灯草村，电文正在派送之中。
黄镇原是张炎手下的团长，平时对自己的老上司唯唯诺诺，加上张炎对张发奎等人抱有求援的侥幸心理，因而他信以为真，即带部队折回灯草村，坐等张发奎的电文，以便作出下一步的决策。
其实，电文之事纯属子虚乌有，这是黄镇出卖老长官，和金蛟合谋的诱敌之计。
见鱼儿上钩，金蛟和黄镇率领挺进支队、保六大队和廉江县联防自卫大队两千多人，于第二天凌晨包围了灯草村，抢占有利地形，分三路向高雷人民抗日军发起猛烈的进攻。
高雷人民抗日军猝不及防，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伤亡惨重。詹式邦率部突围后返回吴川，曾伟率部参加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部队被打散后，第二天，张炎带着十多名随从进入广西，意欲联系李济深和张发奎等人，共商抗日大计。3日，张炎一行抵达广西博白英桥圩时，被博白县覃一坤自卫大队逮捕并押解往玉林监狱。
22日，张炎将军被十九路军的叛徒、玉林行署专员梁朝玑执行蒋介石“就地处决”的密令，杀害于玉林东岳岭。
高雷人民抗日军遭到敌人重创的同时，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也处于危险的关头，在国民党的重兵追剿下，被迫兵分两路，向廉江西部转移。
2月4日半夜，顽军1000多人向驻在木高山的第二支队主力发起进攻，主力被打散，大队长林林等数十人牺牲，其他队伍撤至廉江和博白交界的清平一带。
形势非常险峻，中共南路特委在照镜岭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把起义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由参谋长李筱峰和第二支队长黄景文率领，向西挺进，开往钦廉四属群众基础较好的合浦县白石水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另一部由司令部率领，返回遂溪、吴川、化州、廉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
就在国民党集中兵力追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时候，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军事特派员阮明和合浦县党组织联络员谭俊遵、工委书记张进煊、沈向阳等人，执行南路特委关于在1945年春节前后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在合浦、灵山、钦县、防城等地先后举行起义。
从2月3日至3月中旬，以合浦县白石水为中心，集结了南康、公馆、白沙、小江、龙门、西场、灵南等地人民抗日武装队伍700多人，组成两个大队，两个中队。2月8日，灵山另有400多人举行起义，成立一个大队。2月17日钦县小董有140多人起义，编为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5月，防城组成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在中、越边境开展游击活动，这些队伍大部分编入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张世聪。
2月间，由高雷西进的人民抗日解放军到达白石水，同合浦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前线作战指挥部，由张世聪、黄景文分别任正、副指挥。
然而，未待西进队伍站稳脚跟，国民党155师463、465团联合保安第一大队和合浦县联防自卫大队，采取奔袭合围，封村并村、五户联坐等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等策略，使西进部队和第三支队处于极其被动挨打的局面。
随着阮明、张世聪、洪荣、沈向阳等领导人相继牺牲，西进部队无法立足，只好分批撤回雷州三属。第三支队则化整为零，以武工队的形式留在钦廉四属活动，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山区的武装斗争。
照镜岭会议后，中共南路特委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特委对起义前后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动员所有党员一律参加武装起义，失去了地方党组织的依靠。同时对国民党的兵力估计不足，在强敌的镇压下，被迫西进合浦灵山一带，使部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有了这一血的教训，中共南路特委加快补全自身领导与决策能力的短板以及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与军事素质的弱项，决定没有起义的地区停止起义，保存革命力量；已经起义的地区，由地方党组织召回原籍的起义人员，化整为零，藏兵于民；有条件的地区，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经过三个月隐蔽性的休整，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有了恢复与发展。到了6月，高雷西进部队先后返回遂溪，中共南路特委进行整编，取消了原支队建制，编为5个团，其中以张炎的旧部为第五团，共约3000人。
这支成立仅有几个月的部队，经过一番整顿，在中共南路特委的领导和当地老百姓的拥护下，有了凝聚力与战斗力，多次打退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开辟了遂溪县西北区、廉江县新塘区、化廉吴交界的大塘区等根据地，有力地牵制和抗击日伪军，成为广东南路抗日的重要力量。
南路革命，从1926年黄学增回南路传播革命火种那一天开始，南路八县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后来虽然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低潮时期，但这块红土地始终地燃烧着革命的圣火，这是任何邪恶势力都扑灭不了的。
饱受兵祸匪患的南路人民，虽然不懂政治，在专制统治下奴化地生存，可他们的心里明亮得很，有如一面镜子，照出人世间的是与非，善与恶。也许，他们领悟不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内涵和精神意蕴，但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共产党才是自己的政党，跟共产党闹革命不会错。
基于这一朴素的认知，他们义不反顾地站在正义与真理这一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和新中国而战，在华南乃至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