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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日军在广东登陆，于8月20日发布了组建第四战区的命令，辖区为广东、福建两省，战区司令长官由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副司令长官为余汉谋，战区司令部设在广州，下辖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蒋光鼐；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兼任。
此时华北和华东都打成了一团粥，国军主力部队都调上去了，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身为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仅中枢调度这一项，忙得焦头烂额，连觉都睡不着，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第四战区的事务。
在国军高级将领中，无论是在资格、级别或威望上，适合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陈济棠是不二人选。
虽然陈济棠因“两广事变”失败而下野，但大敌当前，蒋介石还是原谅了他，想重用他。
余汉谋得知此事，惊恐万状，死活不同意陈济棠东山再起，蒋介石没方法，只好让何应钦兼了这份差使。实际上，第四战区的权力落在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的手中。
1938年10月12日，在武汉战役关键时刻，日军第21军在大亚湾登陆，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一触即溃，防线形同虚设，仅10天，广州沦陷。
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决心给第四战区配置一名司令长官，肩负起华南抗日的责任。
广东是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国民党政府的老巢，在党内、政府、军队里有着相当的势力。
正是因为有着它的特殊性，从国民革命军的成立至抗战开始，粤军这一派系始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集团。
由于其内部有着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宛如一匹脱了缰的烈马，甭说外人，就连蒋介石、汪精卫这些自称是总理的信徒都无法驾驭。
广州沦陷后，蒋介石将福建划归第三战区，广西划入第四战区，他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两广联盟，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江山半壁，两广是重庆政府的南大门，他不得不倚重粤军和桂军。
本来，蒋介石拟定薛岳执掌第四战区，可这一想法，遭到余汉谋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薛岳主观太强，为人傲慢，恐难以相处，有误国事。
蒋介石听余汉谋说得在理，又见广西新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也不喜欢薛岳回广东，只好搁置此议。
薛岳得知此事，气得辞职，在陈诚苦口婆心地劝说，才同意出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
后经陈诚推荐，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此时余汉谋因兵败被重庆政府记了一大过，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不敢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蒋介石难堪，只能故作大体，同意张发奎回粤任职。
事实上，余汉谋和张发奎也尿不到一壶里去，但和陈济棠、薛岳相比，在没有别的抉择之下，他还是选中了张发奎，因为他知道，张发奎和日军打了几次大仗，兵力所存无几，对他没有太大的威胁。
张发奎素知余汉谋气量狭小，他反了陈济棠后，怕部下也象他一样反了他，故对军队管控很严，用的都是自己的死党，除了他，无人能指挥得了粤军。如此，自己若回去广东任职，是一种摆设且不说，说不准还会毁了自己一世的英名。
基于这种顾虑，他当面对蒋介石推辞道:“我和余汉谋是广东同乡，是同学，也是粤军第一师老同事，他的职位一直比我低得多，我当团长时，他甚至还未当上营长，他的飞黄腾达是在他推翻陈济棠之后，所以说，我和余汉谋并无夙怨，但也谈不上深交。”
为着此事，蒋介石约他谈了几次，最后任命与张发奎私交甚厚的李汉魂接替吴铁城，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发奎才勉强应允，走马上任。
1938年12月24日，张发奎、李汉魂从韶关来到翁源余汉谋第12集团军总部。在次日的欢迎会上，张发奎发表讲话：
“我是由粤军第一师出身的军官，你们第12集团军的部队也是粤军第一师发展起来的。我们粤军第一师从邓铿师长建立以来日益壮大，在两广和大江南北，经过无数次的战役，从没有打过败仗，是国民革命最坚强的部队，不意这次你们第12集团军在惠广战役中，只和敌人作过几次小的接触，就溃败下来，放弃了华南重镇广州。这不仅是粤军第一师的奇耻大辱，也是广东人民的奇耻大辱。我这次来当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并不是来争官做、争地盘，而是来协助余总司令振军经武，恢复名誉。待广州收复后，定将广东军政大权交还给余总司令负责，绝不恋栈。”
这番话，既尖锐地批评了粤军的不作为，也表明了自己履职的态度，余汉谋听后，不作一声。
第四战区所辖部队不多，广西夏威的第16集团军部署在粤桂边区，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集中在广东境内，包括战区直属部队在内，所有人马加起来尚不及武汉会战时张发奎指挥过的第2兵团。
应张发奎的请求，蒋介石将吴奇伟的第9集团军划入第四战区的序列，驻防赣粤边区，随后，张发奎把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之65军调出，拨归吴奇伟指挥。
第九集团军与粤军渊源颇深，尤其是第四军，北伐时号称“铁军”，是一支纯正的粤军，后成为蒋介石的中央军。
司令长官吴奇伟是广东大埔人，北伐名将，抗日名将。历史曾对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年追剿红军至遵义时，被昔日的部下林彪打得跳江而逃，兵力损失过半。事后，蒋介石不但不追责，还授他中将军衔，可见对他的宠爱。
调走第65军，张发奎当然知道余汉谋很不开心，但他认为粤军是国家的军队，并非余家私人武装。作为第四司令长官，必须掌握一支随时应变的作战部队，否则，就是一个空杆司令。
因而他并不顾及余汉谋的感受，干脆将第64军和由粤省保安团主力编成的暂2军，合编为第35集团军，由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兼任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邓龙光。
张发奎这一连串的分割与整合，被余汉谋视为谋取粤军的企图，蓄意发展原第四军系统的势力，因为张发奎、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都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出身的将领。
其实，余汉谋也是，只不过他眼里揉不进沙子，认定张发奎在打感情牌，笼络旧部而想架空他。
与此同时，身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也是大刀阔斧，调整地方官员，凡是和余汉谋有关系的人，一概撤换，连余汉谋最亲信的官员，省府委员李煦寰和委员兼建设厅长徐景唐亦在撤换之列。
三国风云版，乍一看，粤军三个巨头狩猎于粤北，张发奎和李汉魂私下联盟，余汉谋必是居于下风。然而，令蒋介石大跌眼镜的是，张发奎和李汉魂根本不是余汉谋的对手，这个能把统治广东八年的陈济棠整下台粤军首领，抗日无谋，但在勾心斗角方面，还是有过人之处。他拥兵自重，软磨硬抗，致使第四战区和政府许多工作无法开展，党令政令军令成为一纸空文。
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蒋介石派白崇禧、陈诚偕同桂林行营（节制三、四、九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寒操抵达韶关调和，对广东党政军部门的权力、工作范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但是，余汉谋并不吃这一套，依然是自己说了算，因为他集战区副长官、粤军总司令、广东绥靖主任于一身，只要他想管广东的事，任是谁也阻止不了。
“我这个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和责任上虽然指挥两广地区对日作战，实际上，蒋先生赋予我所指挥的始终只是两广的一隅。”
张发奎见邓定远听得一脸惘然，苦笑一声，补充道。
哦，原来这个战区司令长官也象自己这个游击司令一样，是一个空衔。邓定远似乎明白过来，他和余汉谋是同学，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科步兵科毕业。他知道，余汉谋军事才能一般，但玩弄权术自有一套，且不说张发奎李汉魂之流，就是陈济棠，也玩不过他。
“公身居要职，应以大局为重，不必为这些琐事呕气劳心，既是感到为难，独立团就不用考虑了，发个慰电嘉奖一下即可。”
张定远感到很失望很无奈，他也是第四军的老人，曾经是张发奎的部下，张发奎当军长时，他是参谋处长。现在张发奎是战区司令长官，他是战区少将参议，两人又成了上下级的关系。
而余汉谋是自己的同学，虽然余汉谋不待见他，甚至排斥他，但夹于两者之间，他不好妄评妄议，只能对张发奎的难处表示理解。
“这个必须的，抚励将士，人思效命，这样好不好？我找李汉魂通融一下，也许他有方法擦边球，在保安部队上做点文章，其实，不必要组建什么独立团，象琼崖王毅将军一样，搞出一两个守备团也是挺好的。”
张发奎知道邓定远的建议，是出于一种私心，若能争取到一个独立团的建制与配置，也算是为老家的抗日大计出了一份力量。
不能否认，邓定远的想路是正确幻，将雷州地区的抗日武装整合为一个独立团或一个独立小旅，统一指挥，部队就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可以牵制一部分日伪军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这次破袭战的成功，就是一种有力的佐证。
19年前，张发奎曾经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在雷州半岛剿匪，设计消灭了匪首陈振彪一千多人，因而对半岛的情况颇是了解。知道那里地形险峻而复杂，民风剽悍而有匪气，如果没有政府的正规军或地方部队坐镇震慑，一些非法之徒就会打着抗日旗号，啸聚山林，趁火打劫。届时，匪患又起，恐难以绥靖。
所以，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不管于公于私，张发奎都愿意帮邓定远一把，决计绕开余汉谋这个绊脚石，让李汉魂将雷州的抗日小股部队整合为一个守备团。
邓锦伦的独立大队和雷鸣的独立营原属于保安四团，李汉魂将之整编为守备团，余汉谋得知后，自是无话可说，但他还是横出一杠，不同意谢秋实的联防自卫大队编入守备团，理由是这些游击区的部队包括金蛟的挺进支队，属于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管辖。
这个抗战机构成立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余汉谋当主任，香翰屏，吴铁城，蔡廷锴，蒋光鼐为副主任委员，驻粤各军，师长和一些社会名流任委员。
有了这个梗，守备团仅是整编了独立营和独立大队，独立营为一营，独立大队为二营，反正的伪军为三营，雷鸣为中校团长兼一营长，邓锦伦为少校副团长兼二营长，朱厚爵为少校参谋兼三营营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