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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家里的一面风水，好的风水自然会带来好的运气。
陈济棠娶了莫秀英，一扫萎靡之风，变成一尊战神，无坚不克，屡打胜仗。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一个连长爬至师长的宝座，崭露头角，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陈济棠投靠粤军后，部队不断调防，不断地打仗，莫秀英随军磨转，居无定所，因而和邓锦伦等人失去了联系。
而在这个时候，儒洞圩那个拭图霸占莫秀英的军阀被陈炯明、叶举重新起用，在邓本殷部任职，召聚旧部和民军，驻守阳西一带。
此军阀叫李仙唅，原是叶举旅的一个营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投靠两广总督龙济光，官至师长、高雷镇守使，后龙济光被旧桂系莫荣新和滇系李烈钧所败，树倒猢狲散，只好回到儒洞圩闲居，韬光隐晦，拭图东山再起。
他是广西人，当镇守使时，搜刮民膏民脂，看中儒洞圩这块风水宝地，投资置业，广辟财路。
儒洞圩可不是一般的圩，这里靠山近海，交通发达，商贾云集，财富冠压漠阳。
海面上，儒洞河上，白帆点点，船艇如梭。圩内，有一条千多米的主大街，两边骑楼鳞次栉比，商铺林立。大街小巷，商品堆积，人潮汹涌，呈现出一片与民国极不和谐的商业景象。
正是有着这样畸形的繁荣，才衍生了烟馆、赌场、窑子等行业。
李仙唅是一个恶棍，也是一个色鬼，老婆死后，已经纳了四房小妾，可他犹不满足。那天唱堂会，见到莫秀英年轻漂亮，就想强行占有。没想到邓锦伦比他还凶横，竟持枪指着他的脑袋，坏了他的美事。
这回他吃瘪吃到家了，视为一生之中最为耻辱的事儿。所以，一返回军界，他就萌生杀心，派兵抓捕邓锦伦，意欲以之首级，祭旗出征。
然而，让他恼火也感到失望的是，这一天邓锦伦刚好护送倌人下乡唱堂会，晓知风声，即逃入山里隐藏，从而躲过了一劫。
抓不到邓锦伦，李仙唅暴跳如雷，为了解恨，他残忍地杀害了邓锦伦的父亲、老婆和三岁的儿子。
邓锦伦闻知噩耗，痛不可抑，走上了复仇之路。
一天，他潜回儒洞圩，在军阀府邸旁租了一间民房，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挖出一条地道直通李仙唅府邸的马廐里。
只可惜，行刺那一夜，李仙唅不在家，去了一间窑子鬼混。邓锦伦在他卧室杀死的那对男女，是他的小妾和副官，两人偷情已久，一时贪图风流快活，双双丧了命儿。
李仙唅料定这是邓锦伦报复，恼羞成怒，一面派侦骑四出缉捕，一面贴出告示，凡取邓锦伦首级者，赏大洋两千。
邓锦伦知道在儒洞圩呆不下去了，穿过邻县电白，逃去吴川县龙头山落草为匪。
龙头山的土匪不同于别的地方的土匪，确切地说，它是一支地主武装，有点类似于地方民团的性质。
匪首招卓华是清光绪十七年的举人，和康有为同科，而且排名次居于康有为的前面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梁启超鼓动在京千名举人上书，奏请皇帝奉天承运，实施变革之方略，史称“公车上书”。
在京应试的招卓华积极响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戊戌变法失败后，招卓华因落第回到了龙头镇，山高皇帝远，躲过了清廷鹰犬的缉捕。
1905年，清迋废除科举制度，感到仕途无望的招卓华，回家开荒垦地、发展农牧业、经营商铺、搞手工业作坊，还私设造币厂等。
民国初期，政局不稳，边陲南路，满目疮痍，军阀角逐，匪祸四起，连年鏖战，民不聊生。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所谓的实业救国，无非是养肥了军阀土匪。招卓华的思想开始动摇起来，尤其是新兴县匪首李耀汉当上广东省省长，对他影响极大。使他愤世嫉俗，走上了
寒窗十年，不如娼妓，为官一生，不如土匪。正是类此怪诞诡异的社会现象，使他愤世嫉俗，甘于堕落，走上了一条为读书人所不齿的盗跖之道。
于是，他变卖家产，从广州湾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以保土安境为名，招募乡勇，窝藏土匪，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
民国三年，龙头乡十八村的绅士联名向高雷镇守使马存发和清乡督办叶举上书，告发招卓华窝匪受赃，祸害百姓。
经查属实，马存发和叶举派兵拘捕了招卓华，将其押监于高州城。可马存发离任之时，受到重金贿赂，私放招卓华回家。
出狱后，招卓华虽然还是重操旧业，一条道走到黑，但经受了牢狱之苦，行为上有了多少收敛。毕竟是读书之人，不想坏事做绝，为乡党所不容。所以，他改变策略，把眼光投向富人集聚的广州湾。
刚好这时，太平区匪首陈振彪在法租界站不住脚跟，意欲归附于招卓华麾下。
招卓华大喜，遂纳之，两人歃血为盟，立约三章:“一不准抢法租界里的穷人，二不准抢法租界外的中国人，三不准调戏强奸妇女。”
陈振彪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曾在麻章区太平圩的一间私家饭摊打短工，无辜被广州湾租界蓝带兵抓捕入监，坐牢几个月，后被家人保释出狱。
法国强占广州湾后，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设有国防兵和保安兵，国防兵即是法国人服役的正规军，因衣帽配红色绶带，被当地百姓称为红带兵。保安兵即是由法国殖民当局招募的越南人和本地人组成，衣帽配蓝色绶带，故称为绿带兵，也称巡捕。
怀着对洋人的刻骨仇恨，加上为生活所逼，陈振彪铤而走险，去徐闻山当上了一名土匪。
在山里，他苦练枪法有成，善使双枪，左枪一举，飞禽落地，右枪一挥，香火顿灭。
艺成出山，他自立山头，带着几十个兄弟回到法租界太平镇，诛杀洋人，劫富济贫。
法国殖民当局十分恐慌，派兵围剿，由于敌众我寡，他只好率部逃离太平镇，去龙头乡投奔了招卓华，成为二当家。
不上几年，招卓华病死，陈振彪当上了大首领，为了扩大队伍，收买人心，他在招卓华“约法三章”的基础上，打出了“除暴安良，打富济贫”的旗号。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闻讯，纷至沓来，加入这支队伍。
邓锦伦到了龙头山，得知招卓华已死，无心逗留，欲另谋生路。可陈振华见他武功高枪法准，是一条好汉，百般挽留，还让他当自己的卫队队长。
盛情难却，再加上李仙唅的追捕，邓锦伦无路可遁，只好留下来，沦为匪类。
邓锦伦素来和陈振彪手下大将蔡阿兰不和，陈振彪死后，他不愿意追随蔡阿兰，带着一小股残匪另立山头。
此时他见粤军如此穷追猛打，铁腕剿匪，深知自己的末日快到了，曾经有过向政府投降的念头。可一想到陈振彪的死，不由心寒，绝望之下，只好残喘苟延，在山林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在此之前，邓锦伦虽然知道剿匪部队最高长官是陈济棠，但不敢相信这个人是莫秀英的丈夫，因为一个小连长即使时来运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升为粤军主力师的师长。
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得是，故他认定这个陈济棠肯定不是在儒洞圩所认识的那个陈济棠。
不久，陈济棠部下刘起时的两个排长廖某和冯某，率部逃入徐闻山，投靠了蔡阿兰，落草为匪。
从他们的嘴里，邓锦伦才知道陈济棠确实是当年在儒洞圩驻防的小连长，也即是自己的干妹夫。
然而，时过境迁，彼此走上了对立面，自己是一个土匪，而陈济棠是剿匪部队的指挥官，他会顾念旧情宽宥自己吗？要知道，当官的手段比土匪还黑，翻脸比翻书还快，说不准一枪毙了自己，免得有人知道他和莫秀英之间的风流之事。
基于这样的顾虑，邓锦伦不敢去见陈济棠，抱着侥幸心理，率部在深山老林里和粤军周旋，想挨过这一难关后，再考虑自己的出路。
想不到这么快就被粤军所擒，眼看钢刀就要落下，生死关头，他不得不大声吼出来，请求面见陈济棠，虽然他知道希望渺茫，可这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他不想错
也是他命大造化好，遇上了李扬敬监斩，不但刀下留人，还派人将他押解上雷城，交给陈济棠处置。
此时，莫秀英也随丈夫在雷城，一见邓锦伦，悲喜交加，忙设酒宴为他压惊。
陈济棠得知他为了救莫秀英而得罪李仙唅，落得个家破人亡，逼上梁山的结局，心里虽然感动，但他是匪首，手上沾着百姓和剿匪将士的鲜血，若不惩办，恐难以服众，若是杀之，于心不忍。
在莫秀英的哀求下，陈济棠最后想出一个方法，以正是用人之际和瓦解土匪等理由，说服部下，把邓锦伦编入雷天麒的民团，让他戴罪立功。
邓锦伦获得新生，为了抱住陈济棠这一靠山，在剿匪方面显得非常卖力，出谋划策，花了八年时间，协助粵军清剿徐闻山的残匪，最后击毙了蔡阿兰。
有人说，如果不是陈济棠招抚匪首邓锦伦，恐怕难以剿灭徐闻山的土匪。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以匪剿匪，是历朝历代改剿为抚的惯用策略。
嘉庆年间，海康县乌石麦有金在北部湾揭竿而起，打出“蓝旗飘飘，好汉任招，海上天子，不怕清朝”的口号，聚众数万，战船千余，纵横万里鲸波，甭说无能的清廷水师，就算是坚船利炮的洋人，也闻之色变，绕道而行。
两广总督张百龄招抚红旗帮首领张保仔，以其部为海上先锋，先后
剿灭麦有金等义军，平定了海乱。
所以说，陈济棠不杀匪首邓锦伦，于私于公，合乎情理，从剿匪策略上看，确实是下了一步好棋。
因剿匪有功，邓锦伦被擢升为徐闻县民团大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