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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两条红色线路令人瞩目，一条是悲壮而伟大的长征，行程两万五千里，一路红旗漫卷西风，气吞万里如虎。
另一条是中央红色交通线，行程三千多公里，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一路征尘有谁知？
(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这一条隐秘的红色驿道，由周恩来亲自布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开辟，一直坚持到红军长征出发后，是大革命时期南方地区唯一未被破坏的红色生命线
就是这么一条漫长的交通线，被后来的党史专家盛誉为“苏维埃血脉”，它日夜跳动不息，向中央苏区传递了大量文件与情报；输送了大批无线电设备、军火、食盐、布匹等紧缺物资。
最令人惊叹的是，它护送了周恩来、刘少奇等两百多个中共要人，完成了党中央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惊天大转移。这等壮举，足以和红军长征相媲美。
一条秘密的战线，刀光剑影、战火硝烟，谍影重重、杀机四伏。
一段深藏的历史，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背后，是忠诚与睿智、信仰和奉献。
与中央红色交通线相比，琼崖的地下交通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孤悬于海外，注定了其的艰难曲折，甚至是痛苦的夭折。
白色恐怖之下，琼崖早期的交通线非常脆弱，尤其是海上交通线，血脉能力有限。
当时只有陵水县新村港是琼崖特委唯一掌握的港口，是广东省委与琼崖特委来往的主要通道。
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海上赤卫队，将食盐、藤竹、木材等土产从这里运往广州湾、北海等地出售，换回了一些军需物资。
可惜的是，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海上赤卫队被迫解散，这条海上交通线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
无法摆脱敌人的经济封锁，是琼崖红军两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隐痛直到琼崖红军游击队高擎抗日大旗后，中共琼崖特委才有机会狠抓隐蔽战线工作。
一方面，由民运科和军需处具体负责，对土地革命时期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站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整顿、甄别，合适的保留其职能，厘清各个部门的关系，以便保证其独特性与秘密性。
一方面，从部队和基层组织抽调一批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思想进步的革命者，开赴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他们有的打入敌人内部，有的深入敌后，创建新的交通站、联络站、情报站，编织成一张缜密的交通网络，覆盖整个海岛。
1938年12月“云龙改编”后，琼崖特委为了加强跟中央、省委和海外华侨的联系，取得上级支持和海外琼侨的援助，在文昌清澜港设立了一个海运站。
但是不久，琼崖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不断地向琼崖东部地区进攻，清澜港陷于敌手，海运站的工作被迫停止了运转。
日军为了加强对琼崖的控制，疯狂“扫荡”琼文抗日根据地，扶植汪伪政府，并对琼崖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政策，企图消灭琼崖抗日独立总队。
形势相当危急，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迫切需要中央的指示和社会各方面强有的支持，因而，建立一条秘密海上交通线，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
针对日军加紧对海口、琼山东北沿岸港口的封锁和监视，中共琼崖特委改变策略，以琼山演丰和临高县昌拱渔港为联络基地，向岛外辐射。
因为这两个地方远离日军据点，地形复杂，丘陵纵横，丛林密布，水陆并用，便于琼雷过往人员隐蔽以及入岛战略物资的疏散。
琼山县演丰海运站设在山尾头村，由林诗棠任站长，党组织出资购买船只，周经勇当“船老大”，经常去香港、澳门等地，秘密开展海上运输工作。
比起演丰海运站，临高县昌拱海运站规模大得多，这里和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最窄处仅有19.4公里，水路发达，直通广州湾、香港、澳门以及南洋各地。
考虑到这一带地方日寇尚未侵入，群众基础较好。受琼崖特委的委托，中共临高县委和临北三区物色干部、派遣人员、征调船只、筹集资金等，对外商号为“三友庄公司”的昌拱海运站于1939年夏成立，由临北三区委书记王锡珠为站长，负责全站工作。三必成、王命珍为公司负责人。
公司下面设水运队、陆运队、后备队、交通站等。各部门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措施。
水运队有大小木船9艘，队长王必成，副队长王命珍，船员有20多人，都是本地的渔民。其任务是负责海上运输，传递情报、接送人员、运回军火和战略物资等。
陆运队队长王安邦，有队员60人，主要任务是负责疏散、转送泊岸的军火、物资、入琼干部。
后备队队长王寿堂，有武装队员20人，全部短枪装备，负责水上和陆上人员、物资、军火、信件的护送工作。
交通站站长吴元龙，有水陆交通员4人，主要任务是摸清沿途敌人情况，掌握敌人活动规律，负责把情报、信件送到特定地方、特定部门和特定人员。
在演丰和昌拱两大海运站筹建之前，中共琼崖特委已在广州湾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总队副官谢李森任主任，张刚任副主任，陈玉清任秘书。
初时，办事处设在西营贝丁街头益智中学近旁的一间木屋里，后搬迁到海头港，不久又搬迁到西营村黄继虎家。
进入秋季，一条秘密海上交通线终于设立成功，横跨天堑，连接雷琼——从法国租界的广州湾起，经东海岛、硇洲岛至徐闻县境的白龙乡龙塘墟，再往南至白龙乡的海仔、白沙一带上船，渡过琼州海峡，至琼山演丰或临高昌拱港登陆。
王牌交通员除了张瑞民、符儒光、陈大贵、郑道春、郑菁华、翁圣渭、许坚、龙大英、林鸣魁等人，还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通过中共香港海员工委派遣符铁民、陈香钊。
他们都是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是这条生命线的骨干力量。
有了这条海上交通线，所有从海外捐款与抗战物资，或是从香港、澳门等地购买的枪支、弹药、药品、纸张、油墨等急需品，或是中共向琼崖派遣人员，一般都是由广州湾办事处安排，再由交通员护送至港口，搭上演丰、昌拱交通站的运输船，有时也雇用当地熟识的船老大，渡过琼州海峡运回琼崖。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广州湾办事处接送往来雷琼两地人员越来越多，运输物资数量也越来越大。
为了减轻办事处的压力，也是为了这条交通线的安全，经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批准，谢李森和李刚等人在徐闻县白沙乡塘墟设立了一个中心联络站，管辖沿海的锦山、前山、羌园、棚寮、海仔和打银村等交通站。
徐闻县龙塘墟大街南端有一个三间铺面、两间侧房、一间厨房的茶店，招牌为“良友茶店”，其实就是琼崖中心联络站。
吴必兴被琼崖特委任命为徐闻县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心联络站站长，负责全面工作。
苏君育负责茶店经营业务和外勤工作，蔡煌负责内部联络事务，陈大贵和张东是全线专职交通员，李有忠是押货联络员，所运物资都是以“广州湾南洋华侨救济会”的名义输送。
吴必兴是琼崖人，原在龙塘小学教书，时逢国民党徐闻县警佐科发展一批沿海战时情报员，吴必兴认为这是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的好机会，借汇报日军敌情与警佐科打交道，取得对方信任，获得了“战时情报员身份证”。
有了合法身份掩护，中心联络站的工作开展起来就方便得多了，有时他还能说服徐闻县县长，派兵护送物资到达目的地。
但是，这条地下交通线由于活动时间长，来往人员繁多，运输货物数量过大，渐渐引起了国民党徐闻县府的注意。
1941年春夏之交，因为天气不好无法过海，一批运抵临高昌拱港的军用物资运到“打银村站”后，不得不滞留了10多天。
押运人员在外出看病途中不慎暴露了目标，国民党军警破坏了这一交通站点。
同年8月，国民党县府又派兵查封了“良友茶店”，所幸店内的重要文件、书信和物资均已转移或烧毁。
苏君育妻子和堂弟苏君瑞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被释放出狱。
龙塘镇“良友茶店”从1940年2月建立到1941年8月被查封，这条地下交通线存在不到两年，先后成功地接待和护送了一批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广东省委等直接派往琼崖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如:庄田、李振亚、覃威、林李明、李黎明、李英敏、罗文洪、陈实、张诚军、王超、黄丽容、云涌、王山平等。
护送了刘成义、曾辉等一批电台、军械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护送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以及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杨少民等人进入抗日游击区；还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运送了电台、机械、硝磺、医药、被服、弹药等100多辆牛车的军需日用物资。
1942年后，日军不断组织力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蚕食”和“扫荡”。与此同时，国共关系恶化，除了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也封锁了雷琼的水路和陆路，企图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逼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由于斗争环境相当恶劣，琼山演丰海运站不得不按下暂停键，改为琼崖总队部接头处。
此时的昌拱海运站，已是岌岌可危，为了加强海运站力量，中共临高县委派王之杰、王伟同志到该站工作。但不久，美德乡长王尚贤告密，他俩被国民党临高县长吴昭派兵杀害。
翌年春，日军占领临高角，设立据点，派兵进驻，对昌拱港全面控制，强迫乡民领取顺民证，进行联保清乡，到处捕杀共产党人。为了保存地下力量，昌拱海运站不得不停止活动。
至此，两条支持琼崖抗战的海上交通线被敌人彻底掐断。
没有硝烟的战场，有时比正面战场尤为残酷，穿梭在雷琼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火力封锁而牺牲；随时有可能遇到狂风恶浪而葬身于海底；随时有可能落入敌人的魔掌而被杀害。
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挑战，英勇的交通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横渡琼州海峡，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执行任务中，陈大贵、郑菁华、张瑞民等优秀交通员牺牲在雷琼交通线上，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渔民和船工，为琼崖抗日付上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据《日帝档案资料》记载:“盘踞在岛内腹地的匪贼，为了恢复战斗力，从雷州半岛方面秘密输入武装弹药，而出没沿海地域扰乱治安。”
日军这一哀叹，足以证明，战斗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勇士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闯难关，威慑敌胆，有力地支持了琼崖抗日武装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