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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叶随刘少文抵达香港，才知道潘汉年于今年春已来这里工作。说起来他俩也算是老交情了。
当年罗塘秘密谈判，黄金叶一路护送，殷勤伺候。潘汉年对这个粤军小连长颇有好感，还时不时地向他灌输一些革命思想。
1938年8月，潘汉年接到中央指示，从香港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社会部，协助部长康生开展工作。因为这个新组建的机构，前身是潘汉年执掌的中央特科，大多数情报骨干是他的部下。
潘汉年进入中央社会部后，从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在校的学生中选了一批人才，进行情报工作培训。
当他看到培训班教官黄金叶时，惊愕不已，想不到当年护送自己的粤军连长居然是自己的同志。为此，他不得不承认李克农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是一个卓越的领导者。
因涉及到党的最高机密，潘汉年和黄金叶都回避了罗塘秘密谈判的事儿，平时接触，仅限于培训工作的范畴。
三个月后，黄金叶奉命去桂林办事处，两人就离别了。未曾想，仅隔一年多，两人又相聚在一起。
李克农派遣黄金叶去香港，是斗争形势上的需要，也是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1939年6月，中共情报系统窃取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关于“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秘密文件，其执行方案是:在行政上，绝对否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性，共产党在华北各省游击区内组织之地方政权，应即令移交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在军事上，加派部队进入陕、冀、鲁等地区，限制抗日力量的发展；在策略上，中央可示宽大，地方务须严紧，下级积极斗争；在分工上，党部负斗争责任，挑起摩擦，军队则为坚强后盾，执行攻击，政府出面调解，从而达到消灭或瓦解中共及其军队的目的。
针对着蒋介石赤裸裸的反共行为，中共中央迅速作出相应措施，一方面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维护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一方面针锋相对，坚决反击敢于破坏抗战的国民党顽军。
就在国共两党的关系骤然遇冷之时，日军进犯桂南，攻占昆仑关和南宁，威胁到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安危，蒋介石惊恐万状，忙于组织兵力抵御，无暇顾及其他，故国共两党暂时没有什么大摩擦。
然而，李克农凭着职场上灵敏的嗅觉，预感到一种危险正在迫近。李宗仁和白崇禧虽然竭力维持着广西武装割据的局面，但随着日寇从钦州湾登陆，长驱而入，桂军无力抵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中央军和亲蒋部队进入广西作战。
防线一破，广西长期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李宗仁和白崇禧还算比陈济棠幸运，在每一次蒋桂较量中，没有一个桂系将领背叛自己的主帅。
桂军是军阀割据中武力颇为强悍的一支，虽然局限于地瘠民贫的一隅，但从1925年7月消灭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开始，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连续20余年屹立于民国而不倒，还多次挥师北上，与掌控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掰手腕。
其原因在于民风剽悍，藏兵于民，抗战时期，广西仅有1200万人口，却有百万健儿奔赴抗日战场，这还不包括民团武装，实力之强，令一些人口大省汗颜。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至蒋介石不敢轻易横刀，切割新桂系这块乳酪。
桂南一役，前台是中日血战，后台却是蒋白暗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中，最后以白崇禧落于下风而谢幕。
中央军血战昆仑关，大败日寇之后，中国军队士气大振，中统军统乘机而入，遍布耳目，暗里监视桂系和共产党人。尤其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为快。
随着战况逆转，在中央军强势威逼之下，桂系高层不得不向蒋介石妥协，开始谋划“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策略，但碍于桂南战事末了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一时不敢露出反共的嘴脸。
事实上，白崇禧也是一个反共的狠角色，红军血战湘江时，桂军的凶悍不在于湘军之下，给红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战后，林彪和彭德怀对白崇禧恨得牙痒痒的，直到15年后，林彪歼灭白崇禧的桂军，才报了此仇。
白崇禧允许中共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不是出于真心和中共合作，而是玩弄政治平衡术，想利用中共掣肘蒋介石，防止蒋介石势力渗入广西。
而他正面受了日军一枪背后又被蒋介石捅了一刀后，出于一个政客的本性，又象四年前他忽悠陈济棠一样，出尔反尔，从联共转为反共。
对于蒋桂携手反共之阴谋，虽然在硝烟弥漫中变得波诡云谲，但身临其境的李克农仍是洞若观火，为防患于未然，他重新调整工作部署，以应对广西斗争形势的变化。
一方面，他抓紧时间在广西辅开两条情报工作暗轨，一条是在本土上建立地下党组织，属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另一条是外来渗入的秘密党组织，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两轨相互平行，绝不发生横向联系。
两年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敌人虽然破坏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可广西地下党组织仍是正常运转，这种具有防御与修复的情报系统，称为“广西模式”。
“南委事件”后，这种模式得以推广，为中共在全国各地铺设密如蛛网状的情报系统提供了技术与理论上的支撑。
另一方面，李克农陆续疏散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将未曾暴露的情报骨干秘密地输送到一些主要城市，继续从事党的情报工作。
黄金叶与其他情报人员不同，有着一定的政治背景，故李克农一直把他当为冷棋子使用，在桂期间，从不让他跟国民党官员打交道，也不准他参加什么抗日与文化活动。
今年春，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农林部长，这职位虽说和“南天王”的身份极不相称，但意味着陈济棠和蒋介石的关系有了回暖的温度，毕竟陈济棠是国民政府陆军一级上将，治粵八年，颇有建树，现在虽然垮台了，可他在粤军中仍是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世事难料，蒋介石如果控制不了广东的局面，说不准陈济棠就有复出的可能。即使陈济棠复出无望，通过他的旧部，也能获取一些重要政治及军事上的情报。
基于这样的评估，李克农决定让黄金叶回到陈济棠的圈子里，一边从事情报与统战工作，一边等待陈济棠复出的机会。
黄金叶到了香港，暂时被潘汉年安置在联和行，这里是中共秘密联络站，掌柜秦邦礼，是中共领导人博古的胞弟。1931年，陈云给他两根金条办商铺，初衷是掩护党组织的活动，可他有非凡的经商才能，既完成自己的使命，又为党组织赚到八根金条。
1938年，秦邦礼奉命去香港，化名杨廉安，在港英政府的相关机构注册了“联和行”商号，主要任务有三个：汇兑工作，将世界各地捐款兑换成国币，送往延安；接收、转运慰劳品；采购前线战士需要的西药、无线电器材、交通器材等。
按李克农的安排，黄金叶对外身份是联和行的职员，但不参予行里的商务，他的任务仅是限于陈济棠的圈子里活动。不过有一条，他的活动资金由联和行供给，包括秦邦礼在内，不得过问。
此时，陈济棠已回重庆任职，夫人莫秀英病魔缠身，留在香港就医。她一见黄金叶回到香港，颇是惊喜，病情似乎好了一些。
陈济棠得知这事后，电令黄金叶辞去“联和行”的工作，帮他打理香港的家务。
全面抗战后，戴笠忙于对付日寇、汪伪和中共，所有的旧案不再追究，尤其是陈济棠主谋的刺蒋案，因怕再一次逼反陈济棠，故他不敢触及这根雷线。
汪精卫投敌后，四处收买国民党高官，组建汪伪政权。凭陈济棠过去的声望，又是落魄之时，自然成为汪精卫拉拢的头号对象。
随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片国土沦陷，举国上下，风声鹤唳，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在失败的阴影笼罩下，充满着悲观的情绪，倘若陈济棠投敌，至少有一半以上粤军会随他叛变，桂军也会受到影响。
更可怕的是，粤桂这扇南大门若是保不住，重庆政府就岌岌可危。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原谅陈济棠，对他过去的事既往不咎，还授与实职，以示恩宠。
事情按着李克农预想的一样进展，黄金叶回到了陈家，虽然不再是副官，但侯门似海，一个下人的身份也是比较特殊。每天，来陈家造访的客人很多，都是有地位之人，大多数是陈济棠的旧部，因陈济棠不在，迎来送往，均由黄金叶出面应酬。
其中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来的次数最多，以姐妹之情，劝说莫秀英，希望陈济棠和汪精卫再度合作反蒋，一起站在“和平运动，曲线救国”的阵线上。
黄金叶将这一情况向刘少文反映，刘少文听后大吃一惊，让黄金叶密切注意莫秀英和陈济棠的反应，若是他们有投敌的意向，即向组织汇报。
1941年7月18日，中西医生联名给陈济棠急电，称莫秀英患上尿毒症，疗治无效，生命垂危。
陈济棠闻之，心如火焚，向蒋介石请假，乘机抵港，可奇怪的是，在他精心照料下，莫秀英的病情居然好转起来。
正当陈济棠拟离港返重庆之际，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被称为难民避风港的香港也陷入了日军的封锁之中，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到半岛酒店会见日军代表，签署了投降书。
自此，香港归属于日本殖民统治，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痛苦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