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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不到“谛听”，雷州方面切断作战计划的每一个知情者都脱不了干系，虽然松下为日军在雷州登陆作战中立下战功，但也不排除泄密在前立功于后的可能性，因为无间道不乏有双面间谍。
基于这样的顾虑，日军第23独立混成旅团前任旅团长镀左近少将根据陆军参谋本部和中国华南地区特高课的意见，任命松下为高雷宪兵队长兼粤西地区特高课机关长。
这一职务乍听有点吓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虚衔，因为日军尚未占领整个高雷地区，充其量他仅是雷城宪兵队长，而且是临时兼任的。
不过，粤西特高课机关长这一职衔是华南地区特高课根据他的能力与成绩实授的，倒是有一些实权，他可以培训特工，向茂名、阳江等地甚至广西国统区渗透，活动区域不受限制。
高雷地区指的是高雷道，民国三年即是1914年5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了《道官制》，广东省分为粤海道、岭南道、潮循道、高雷道、钦廉道和琼崖道共六道。
以清朝末期的高雷阳道（高州府、雷州府、阳江直隶州）区域设置高雷道，辖茂名、电白、信宜、化县、吴川、廉江、海康、遂溪、徐闻、阳江、阳春等县。
能以古区域名称划区分片，可见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比中国人还精通。
松下在中国潜伏多年，也算是一个中国通，为日军入侵南粤曾两次奉命潜伏，立下殊功。他的权力欲很强，原指望自己能够象土肥原贤二一样发迹，走上权力的巅峰，未曾想，功成之时，仅是在中国的疠瘴之地当上了一个小军官。
凭着一个高级特工的直觉，他知道陆军参谋本部不信任自己了，也难怪，一个佐尔格红色间谍案，轰动世界，使自诩拥有世界一流谍报系统的帝国一下子黯然失色。还有一个代号“谛听”的潜伏者，不知是何方神兽？居然让神通广大的特高课束手无策。
日本特高课早期为日本警察组织，类似明朝的锦衣卫，是一个应付本国政治事变的机构，全名为特别高等警察课，隶属于日本内务省，其职能是维护天皇的统治地位，监视、掌握民众及官员的思想动态和有关事态变化，镇压一切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后来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逐步扩大，特高课的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德国盖世太保一样，走上法西斯统治的扩张之路。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日本陆军宪兵向内务省申请，要求调派特高课专业警察担任顾问指导，和宪兵组成“联合特高课”。所以说，有日军宪兵的地方就有特高课，归属于当地日军司令部领导。
每一地的日军特高课都是一个武装集团，配置有各类先进的轻重武器、电讯器材和后勤装备，主要任务是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侦捕敌方特工、反日分子；监视汪伪政府高官言行；进行策反或诱降国共两党将士等活动。
在侵华战争中，除了权力膨胀的特高课，日本谍报系统还有“梅兰菊竹”四个机关，它们的责职与特高课大体相似，具有间谍活动、诱降汉奸、监控思想、经济侵略等范畴，一般下设政务课、经济课、文教课、特高课等部门，成为侵华日军作战部队的重要帮凶。
“梅机关”是华中日本特务最高机构的代号，掌门人是影佐祯昭少将，后由柴山兼四郎继任。它扶植了汪伪政府，坐稳了“四大门派”老大的地位。
“兰机关”的掌门人是和知鹰二中将，主要任务是在两广地区活动，企图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脱离蒋介石政府，结果反被李宗仁等人利用，套取了日军大量机密。
“竹机关”活动在华北地区，策反了齐燮元和殷汝耕等为汉奸。它的掌门人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长岩黑秀夫大佐，背后有土肥原贤二操纵。
“菊机关”设立在福建地区，服务于海军，除了策反闽粤边防军总指挥黄大炜外，也象兰机关一样，没有什么建树。
相比较之下，日本特高课比“梅兰菊竹”这四个特务机关的名气大得多，可以说是谈特高课而令人色变。土肥原贤二虽然不属于特高课的人，但特高课是他的影子部队，他的手下或学生几乎掌控了特高课，知名者很多，诸如川岛芳子、南造云子、三井成子等等，这些臭名昭著的日本大间谍，对中国抗战起着了极大破坏的作用。
松下原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后成为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小田中将的干将，虽然他象日本其他男间谍一样没有多大的噱头，可实打实也算是一名出色的特工，要知道，在日本的谍报系统，能授予少佐军衔的特工并不多，连被日本军部称赞为“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的川岛芳子也不过是一个少佐军衔。
正是因为这样的聊以安慰，才使松下从沮丧的情绪中振作起来，决心用行动来证实自己对帝国是忠诚的。
这次意外地破获军统电台组，并给了盟军战机一点颜色，对松下而言，不啻于服用了一剂刺激神经中枢的兴奋药，企图将广州湾蛛网状的反日谍报系统破坏殆尽。
大凡是端特工这一饭碗的人，智商自然比平常人高得多，何况松下是一个王牌间谍，他根据香港沦陷前日军监视到物资流向广州湾的异常，断定是国共两党抢运抗战物资，只要从广州湾商会入手，调查这一时期接收香港澳门大额物资的货主，就能追查到国共地下窝点。
于是，松下派遣特务从广州湾商会内部和外围展开秘密调查，很快地锁定了金蛟和蒋建新。此时金蛟已是国民党挺进支队的少将司令，身份明明白白，那么，这个蒋建新是什么人呢？根据调查资料，说他是国民党的卧底，可他和金蛟尿不到一壶里去，明显有共党嫌疑，若是共党情报人员，他又为粤63军运送了大量物资。为此，松下无法判定，只能先抓起来再甄别了。
然而，当特务们扑向亨利商行时，已是人去楼空。原来，松下破获军统电台组后，引起了陈学谈的警惕与戒备，他象一只老刺猬，立即竖起全身的刺，展开了一种本能的防御系统。
当特务们调查商会时，信息马上就反馈过来，松下这一招真毒，一下子触动了他的神经，他不由担心，趁着松下抓捕之前，将这一重要的情报转告了蒋建新。
广州湾沦陷后，中共南方局考虑到交通站人多不安全，早就将黎明等重要情报人员撤到国统区，只留下蒋建新原班人马在广州湾潜伏，进行地下组织活动。
从1938年至现在，蒋建新在广州湾一呆就是七年，至于为党做了多少工作，他无法统计，仅知道自己简直是一台机器，每天都是在高负荷下运转。
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每天都是在刀尖上行走。因为在广州湾大规模地抢运抗战物资和抢救香港文化人士，对陈学谈兄弟而言，自己的身份已是没有秘密可言。
经过七年时间的接触，蒋建新感觉到陈学谈是爱国的，也感受到他对共产党人的善意，抛开平常里对亨利商行的帮助且不说，这次冒险给自己通风报信，证明他在民族大义面前，还是具有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在陈学谈帮助下，蒋建新带着有可能暴露的情报人员连夜撤出广州湾，转移到阴阳圩落脚。未曾暴露的同志，暂停地下活动，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
阴阳圩，一听这个名字，胆子小的人就会起鸡皮疙瘩。那里是两百多亩的荒野，杂草丛生，灌木成群，一个个隆起的土丘就是坟墓，密密麻麻有上千个之多。
与一般圩市不同的是，阴阳圩一年仅是赶圩一次，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即是“妈祖”诞辰日，附近村庄的百姓云集于此，抬着“妈祖”神像游行，举办庙会。
据传这一民间纪念“妈祖”的盛大庙会始于明崇祯年间，至清光绪年间达到高潮，有一年曾汇集有72支游神队伍，赶庙会的人数达30多万人，可谓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有人流就有商机，因而每到这一天，商贩们趁着天未亮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占位摆摊，坟墓越是密集的地方越是抢手，连隆起的坟尖都摆满了商品，迟到的人占不到坟堆那些制高点，只能在空旷的坡地上将就一下。
待至天亮，一个庞大的农贸市场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小商品遍地都是，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吆喝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雷州竹林多，不需要成本，故卖竹制品的人特别多，如竹椅、水烟筒、竹席、萝筐、鱼篓、扁担、簸箕等等，据说在这里买的竹制品放得再久都不会被虫蛀！
阴阳圩形成的原因与名字的来源已是无法考究，但它诡秘的色彩和灵异的传说却是留传下来，其恐怖的程度不亚于丰都鬼城。
康熙年间，有一个屠户三更半夜赶到阴阳圩占位卖猪肉，刚摆下摊子就有人购买，他随意切了一刀肉，恰巧与那人所要的重量分毫不差，刀法之准，令他暗自惊讶，可他并没有多想。等那人走了之后，又有一堆人过来争着买肉，很快地，百多斤猪肉就卖完了。
生意如此火爆，屠户自然开心，待回到家里数钱时，觉得铜钱很轻，他有点奇怪，丢进水里，铜钱居然浮了起来，抓起一看，竟是冥币。此时他才明白，原来买肉的那些顾客都是来自阴间的饿鬼。
这一件教人毛骨悚然的事儿传开后，每个商贩去阴阳圩摆地摊时，都备上半桶水，收到铜钱后就放入水里判定真假，以防饿鬼用冥币骗吃骗喝。
与这些小心翼翼的商贩相比，赶庙会的男女洒脱得多，难得浮生一日游，他们三五成群，尽情玩耍、踏青或购物，肚子饿了，男的买点烤猪肉或者别的熟食，来一碗醇正香咧的米酒，蹲在地上胡吃海喝起来。
雷州烤猪非常有名，古人受到砖窑启迪，用土窑烤出来的全猪，色同红琥珀，光亮如镜面，皮脆肉嫩，香气四溢。
由于男尊女卑，受三从四德的礼数约束，女人们不能在公开场合进食，更不能和男人们混在一起，只能望着诱人的烤猪咽口水。实在饿得慌，买点小吃，轻咬一口，就不舍得吃了，藏于衣兜里，带回家给孩子分享。
在赶庙会的人群中，还有一些年轻人，既不是凑热闹，也不是买东西，而是为相亲而来，双方在媒婆的安排下，象牛郎织女星一样，远远凝望，羞答答的，若是有眼缘，就能牵手走在一起。传说中，在阴阳圩相亲成功的，都能夫唱妇随白头偕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