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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局交通处，是中共中央和南方各省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传达党的文件、护送党的干部、运输各种物资等重任。
无论国统区和沦陷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交通处的共产党人爬山涉水，出生入死，凭着过人的胆识、超凡的智慧，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出色地完成了党的各种任务
根据南方各省市政治、地理和交通状况，以南方局为中心，联络站为基点，通道为线路，构成一张严密而坚韧的网络。
南至香港，东至上海，西至当时的西康省，覆盖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省份。
南方局的交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利用公开合法的八路军、新四军各地办事处和交通站为掩护，交通人员穿着军服，乘坐军车，往返于各地和重庆南方局之间；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秘密途径进行运作，也则是地下交通站。
“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贵阳交通站也被国民党当局彻底查封。
党的秘密交通，是一项机密性极强的工作，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为了保证党的秘密交通安全与畅通，南方局对从事秘密交通的工作人员严加审查，除了政治可靠、工作谨慎、行动敏捷，还需要有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以确保每一个环节不能出现丁点儿差错。
同时，工作原则与线路部署等也作出了相应调整，香港、南委及广东的交通途径则经广西、贵州到达重庆。另外设立两条相互平行却不相通的交通线，一条由孙友余建立的重庆到川陕边的交通线。另一条由袁超俊建立的重庆江北统景经北碚、合川、铜梁、邻水、大竹、渠县、广安、岳池到达县的复线。
从马路进入红岩村路口，有一座小屋，是国民党军统设立的监视哨卡，凡是往来于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特务们都会仔细地辨认，甚至拍照。从这里出去的人员，都会被暗中盯梢。
三天后凌晨，残星还在闪烁。周楠和陈方上了一辆由救护车改装而成的接送专车，里面挤满了人。
专车过了哨所，因天还没亮，特务拍不了照，只好乘小车在后面跟踪。
每走一段路，逢在闹市区马路边或是下长坡坎的小路口，专车就放下一个人，相应地，特务车也放下一个人盯梢，专车里的人多，特务车里的人少，到最后，特务车只剩下开车的特务，不敢再跟踪了。
此时，周楠才明白这是南方局甩开特务盯梢之计，不由为之叹服。
到了目的地，陈方送周楠和交通员黎明上了自己家族的运输车，才随专车回南方局。因为张明知道陈方的家族生意很大，经常有货车来往于重庆至贵阳之间，所以就把他留下来当这段线路的交通员。
黎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这次的任务是护送周楠到桂林地下交通站，然后，由桂林地下交通站派人护送周楠回南路。
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张明并没有对周楠透露派人协助雷鸣开辟雷琼交通线的详细方案，仅是让他回南路后，向雷鸣宣布南方局交通处的任命及留下接头暗号，以便和南方局直接联系。
按着南方局的秘密交通线，黎明护送周楠抵达桂林时，已是第二天晚上了。
正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随着日寇步步进逼，东部城市相继沦陷，大批官员商贾涌入偏隅一方的西南地区，给重庆、贵阳、桂林等城市带来了醉生梦死般的虚假繁荣。
洋楼耸立，鳞次栉比，高墙灰瓦，红漆大门，黄包车在人流中穿梭个不停，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招牌，炫耀着一个城市的风情与尊贵。
街道上，有束身旗袍流苏披肩的名媛，也不乏有摇曳生姿的时髦女郎，百乐门的靡靡之音，让人仿佛置身于夜上海那种纸醉金迷的情调之中。
黎明在最繁华的正阳路寻得一个高级客栈，安顿好周楠后，才去秘密交通站联系下一站的接送人员。
1938年11月中旬，因延安物资紧缺和抗日形势的需要，李克农奉周恩来的指示，在桂林桂北路138号设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抗日物资转运站和机要电台则设在桂林市北郊的路莫村。
办事处设置秘书、交际、交通、总务、会计、机要等科室，李克农亲自挂帅，对外是八路军在西南一带的公开军事代表机构，负责联络南方诸省中共抗日武装，筹运抗日军需物资和输送过往人员等；对内是中共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负责领导南方地下党的工作。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蒋合流反共，广西政治气候日趋恶化，“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指示“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紧急部署撤退。
翌年1月20日，“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销，办事处工作人员撤回重庆或延安。
李克农临走前，让未暴露的中共情报人员，潜伏在各个战线，设立秘密交通站，继续开展地下活动。
第二天日上三竿，黎明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来到客栈，此人身着国军军官制服，腰间斜挎手枪，戴着墨镜、白手套，既有军人的威风，也有硬汉的霸气。
如果不是黎明从中介绍与安排，周楠就算是冬瓜作胆，也不敢坐上他的吉普车。
这是一辆于40年代美国产的威利斯军用专车，非常简单明快，几乎没有什么和驾驶无关的零件。前风挡可以向前放倒，没有车门，只有一个圆弧状的缺口，既方便上下车，又减轻了自重。
这种车装2.2L直列四缸发动机，60匹马力，四驱，有加力档，结构坚固，越野性能良好，能通过糟糕的道路。
抗战前期，吉普军车比较少见，仅是从国际援助渠道获得一些。一般地，国民党高级官员都是乘坐“福特”、“别克”、“奔驰”等小轿车。
1941年，根据“租借法案”，吉普军车才多了起来，几乎遍及国民党各个作战部队及特种部门。尽管如此，也是师级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配置吉普车。
周楠心里虽然有所疑惑，但又不敢过问，按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不是单线联系或同系统的地下工作者，就算是同为党员的夫妻，也不能打听对方的真实姓名与身份，更不能泄露自己的工作秘密。
凡是中共情报人员，自上而下，一律采用化名和代号。周楠知道来人叫黄金叶，其实和黎明一样，用的都是化名
一样地，黄金叶也不知道周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为他是延安派来南方工作的干部，也不多说什么，象黎明一样，寡言慎行，沿路小心护送。
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车后扬起一溜烟与尘土。
黄金叶似乎对广西的道路很熟悉，尽量绕过桂军的关卡，实在躲不过的，他不慌不忙地从上衣的口袋里摸出蓝色的派司，应付哨兵的盘查。
因有派司、军服、军车这三大护身符，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
出了广西，穿过钦廉地区，进入廉江境内，周楠有了南路特委交通员的接送，才和黄金叶分手。
正如周楠心里揣猜的一样，黄金叶来头的确是不小，他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钦廉师管区司令巫剑雄的副官，实际上是中共南方局的情报人员，当他接到苏明密电后，便驱车去中共桂林地下交通站，护送周楠回南路。
中共特工除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徐少文、罗青长、熊向晖、潘汉年、阎宝航、沈安娜、袁殊等知名人物，还有无数战斗在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黄金叶就是其中的一员，相比较中共南方局其他地下情报人员，他的身份有点特别，有着一段戏剧性的人生……
1923年春，陈济棠升任第1师第2旅旅长后，回老家罗浮垌茅坡村接结发夫人叶洁芬去广州享清福。路过一座山岭时，听得一声清脆的枪声，一只鸟儿砸在陈济棠的头上，卫队以为有刺客，大惊失色，忙拥上前护住陈济棠。
周围没有什么动静，陈济棠俯身捡起鸟儿一看，鸟头已被子弹打爆。惊愕之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持枪过来，向陈济棠索讨死鸟。
一个少年枪法如此精准，陈济棠有点不敢相信。
“如果你能在我的面前打落一只飞鸟，就证明这只死鸟是你打的，这样，我不但还给你的鸟，还赏你五块大洋。”
一块大洋能买一头牛，五块大洋能买五头牛，一听到这位和蔼的长官出赏这么多钱，少年兴奋得眼睛扑闪。
刚好一只鸟飞过来，少年迅猛地填弹举枪，瞄一眼，扣动扳机，只见鸟儿象断了线的风筝，栽落于地。
这回陈济棠信了，当即赏给少年五块大洋。
细问之下，才知道少年名叫叶征尘，是一个孤儿，这支步枪是他父亲留下来的，靠打猎为生。
出于恻隐之心，又见叶征尘枪法好，陈济棠便收下他当勤务兵。此后，叶征尘追随陈济棠转战各地，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中成长。
转眼八年过去了，当年打鸟的少年摇身一变，已经成为“南天王”陈济棠的卫队长兼副官之职。官职虽然卑微，但因他是陈济棠身边的红人，故两广的官员对他还是礼让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