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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冯琦和庄祖方为了邀功请赏，博得主子徐恩曾的欢心，极力谋划，暗中张开了一张更大的网。
江西，是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党的武装力量比较活跃，故中统特工不敢公然上山围剿，只能采取逐个诱骗的卑劣伎俩。
调统室指导组长、中统特务施锦在冯琦和庄祖方的授意下，居然冒充“南委”巡视员，和叛徒老铁拐上洋溪山，骗得留守在山上的江西省委青年部长唐敬斋、省委秘书周国钧下山。
走到半山腰，唐敬斋发觉情况不妙，撒腿就逃。可是迟了，没跑上几步，被特务击伤倒地，和周国钧一起被擒，解往泰和县。
紧接着，中统的魔爪伸向中共汀州瑞金县委。
赣西南特委直属河流支部联络员黄耀亮，联络上了瑞金河流支部党组织。这个叛徒，沿着这条线索见到了县委书记、县属武装政委刘国兴。
取得联系后，中统又派出假的省委巡视员，通知刘国兴去省委学习。
刘国兴和黄路平一样，一点也不怀疑，在路上即被中统特工逮捕。随后，县属武装也被敌人以武力剿灭。
其实，中统诱捕唐敬斋、周国钧之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宣传部长骆奇勋、统战部长林鸣凤、军事部部长颜福华先后在山下遭到了中统特务的诱捕。
1941年初，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调入南委任组织部长，书记由省委军事部部长颜福华代理，后调闽西南潮梅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谢育才继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之职。
谢育才，海南岛万宁县人，曾任中共万宁县委书记，中共琼崖特委委员，中央红军福建军区政治部科长、中国工农红军独七师参谋长兼第五团团长、政委，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支队长、第二纵队政委。1941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
他很不幸，到达江西吉安之前，省委交通员李铁拐、吉安交通站负责人李盘林、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李照贤、特委书记黄路平、赣西南特委交通员黄静玲等人已经被捕叛变，潜伏下来当内奸。
6月上旬，谢育才和妻子王勖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到达江西吉安，被省委驻吉安机关负责人、省委宣传部部长骆奇勋安排在吉安郊区省委统战部部长林鸣凤家暂住。谢育才妻子王勖因临产，骆奇勋妻因生病，二人均留在吉安。
谢育才上了洋溪山，看了郭潜写的三年工作总结报告，听取了代理书记、军事部部长颜福华的汇报，得知郭潜离开江西之前，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外全部已遭到敌人的破坏，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但郭潜在给中央及南委的报告中，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江西省委的情况。
他并不知道，此时的赣西南特委已经被中统掌控，成为一扇大破坏之门。
上山第四天，他向南委发了第一份电报，认为有必要当面向南委汇报江西省委的情况。第二天，南委复电，叫他立即到广东曲江，那里有人和他联系。
恰好此时，老铁拐在冯琦的安排下，上山诱骗谢育才，说他的妻子王勖（拟任省委妇女部长）在吉安已经分娩，要他下山探望。
所以，他决定先到吉安搞到路条之后，顺便探望一下妻子，再前往曲江。
7月15日，他委托颜福华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然后和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报务员林云生，携带轻便收发报机，在老铁拐的引路下，到达吉安，住进一家旅馆。
当晚，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遭到国民党中统局江西调统室行动队秘密逮捕。随后，王勖和林鸣凤夫妇也先后被捕。
骆奇勋叛变了，供出在吉安的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夫妇。报务员林云生也叛变了，交出随身带来的密码，让中统控制了中共江西省委的电台。
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奇勋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冯琦听后大喜，决心利用这个关系，把魔爪伸入中共南方局，然而，骆奇勋夫妇乘看守不备，夜里成功逃脱。
冯琦是一个反共专家，料定骆奇勋不敢回江西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诱捕唐敬斋等人。
谢育才被捕后，冯琦和庄祖方命令善于摹仿笔迹的特务仿照谢育才的真笔迹，给在山上的颜福华写信，诈称生病滞留吉安，请他到吉安商讨工作。
颜福华接到老铁拐送来的信函，深信不疑，急匆匆地带着几名武装人员下山。他们一到吉安，就落入中统的手里，
随着颜福华、骆奇勋、唐敬斋等人的叛变，江西省委及电台已为中统特务全面控制，但是对外，却伪装成一副正常运转的模样。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叛变，由于他掌握着大量的机密文件，成为中共历史上危险最大、危害最烈的叛徒。
一年后，又一名中共要员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个人叫徐锡根，后改名为冯琦，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委员兼高干会主席兼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
破坏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冯琦会同江西调统室代理主任张启白和总干事庄祖方（中共叛徒），共同策划进一步破坏南委的计划。
为了不泄漏风声，他们将被捕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关入江西马家洲集中营，并命原江西省委电台人员，仍按原来的信号、波长、密码，时断时续呼叫南委电台，以骗取南委的信任。
1942年2月，南委电台接到南方局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联系时，江西台突然用同样波长插了进来，称电台损坏而中断联络，现已修好，请求恢复联系。
江西台中断联系半年多，且不见省委书记谢育才来曲江汇报工作，对此方方有所警惕，相应地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考察一下是不是江西台？若是，说明中断联系的原因；第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第三，南委暂不向江西台发出任何指示和通知。
但中统不甘心，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有意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回应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情况不明”等等。
一时无法判断此说是否可靠，方方将这一情况交给南委领导班子讨论研究，涂振农、郭潜等人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理由一，日寇轰炸泰和情况属实，谢育才受伤不是不可能;理由二，地下电台缺少维修人才和零件，出现故障及中断，属于正常现象;理由三，江西省委在偏远的山区，敌人难以破坏，假如谢育才个人有问题，电台就不可能中断半年多，应有其他渠道消息反馈至南委，除非江西省委和各联络站被敌人一锅端了，但这种几率很小。
而张文彬等人疑云窦生，觉得江西省委确实是反常，至少在某个环节上存在着问题，为了慎重起见，建议南委派人去江西核查情况。
方方同意张文彬的建议，考虑到郭潜曾是江西省委书记，人地两熟，便派他去曲江，同时用电台给谢育才发了一封明文隐语信，要谢育才先回全福处，于5月中旬到曲江韶关北路和“二叔”（即郭潜）见面。
因南委设在吉安的通讯处已被叛变的江西省委青年部部长唐敬斋出卖，为江西省调统室所掌握，故中统特务得到了这封明文隐语信，掌握了破坏南委的线索。
为了获取有关南委情报，中统加紧了对谢育才夫妇的逼供。或封官许愿，或严刑拷打，或同关一室，或分开隔离，可最终达不到目的。
谢育才知道颜福华叛变后，知道江西省委已经被敌人完全破坏，南委也面临被敌人一锅端的危险。
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他经过一番痛苦的煎熬，决定牺牲个人名节，争取出狱，寻找机会向南委报警。
填写了自首书，冯琦、庄祖方将谢育才夫妇放出集中营，软禁于吉安庄祖方寓所里，生活上给予优待。
冯琦获得南委通知谢育才去曲江联系的重要情报后，立即策划诱捕“二叔”，他料定这个“二叔”肯定是南委的一个重要人物，级别比谢育才高。
“全福处是人名或是地名？二叔又是谁？”冯琦甩出南委的明文隐语信，逼问谢育才。
“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县白土区后村，南委要我去那里，恐怕是对我有所怀疑了。二叔是谁？我不知道，因为我刚任职不久，还未和上面联系，就被你们抓了。”
谢育才这样的回答，冯琦并不怀疑，因为他曾是中共党员，知道组织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事实上，谢育才知道“全福”是张全福，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区区委书记，也负责南委联络处电台的保卫工作，找到他就能找到南委。
从特办处出来，谢育才意识到南委已被中统联系上了，情况岌岌可危，只能想方法逃出虎口，向南委报警了。
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着看守人员疏忽，忍痛丢下刚满九个月的婴儿，越窗逃出庄祖芳的宅院。
翌日凌晨，冯琦知道此事，大为吃惊，但又不能公开通缉，唯恐走漏消息达不到破坏南委的目的，只好秘密追捕。
谢育才夫妇一路上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历经艰辛，行程1000多里，历时24天，终于在5月22日到达闽南平和县长乐地区的下洋村，见到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刘永生，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已遭敌人破坏的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