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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蒋建新接受了李癸泉交给他的任务，对母亲谎称出一趟长差，带着几个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其实，就在陈信材、李癸泉等人寻找党组织的同时，党组织也在寻找他们。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也在秘密进行中。
由于陈济棠主粤八年，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采取血腥屠杀的高压政策，广东党组织不敢公开活动，根本上是处于休眠的状态，直到1936年9月陈济棠垮台之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才在香港成立。
当时广东党组织恢复成效是十分有限的，各地党员人数都较少。在组织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琼崖游击区，北江、西江、南路等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以至陈信材和李癸泉等人寻党近十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统区、沦陷区、其他抗日根据地乃至海外，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为了追求光明，为了抗日救国，开启了“朝圣”之旅，潮水般地涌入延安。
这些青年由延安交际处负责接待，安排食宿，造册登记，若是地方党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可以直接进入各类院校和培训班学习。若是有复杂社会关系和不明来意的青年，即被安排在安吴堡青训班，以培训的名义进行甄别、审查。
来延安之前，李癸泉怕党组织不相信，把一面珍藏了十多年的党旗和一本有黄学增签名的小册子交给蒋建新，让他交给党组织。
没想到这么一来，引起延安交际处负责人的怀疑，将他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甄别。
该机构前身可以追溯到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其职能是保卫延安的政治环境，反谍反特，主要针对日本间谍，国民党中统、军统及其他特务机构派遣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工。另外，它还承担着对自己队伍的审查甄别以及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延安的社会治安秩序等。
由于边区保安处的营房占据了大半个凤凰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戏称保安处掌门人周兴为“周半城”。
周兴，江西永丰人，参加过南昌起义，长征时期，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工作非常出色，毛主席说他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红军到达陕北后，周兴任边区政治保卫局局长。1936年2月，边区政治保卫局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他任处长兼任保安部队副司令员。
1927年前，周兴还在家乡读书，真正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南昌起义开始，起义失败后，他在国统区潜伏了起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进入中央苏区。因为他未能赶上中共革命的早班车，所以他对中共在广东那段风雷激荡的岁月了解得不够全面，对广东南路早期革命的历史更是知之甚少。
而现在，边保处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自称是党员，而且来自法租界，还持有一面党旗和一本中共早期领导人签名的小册子。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广东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得几乎殆尽，但广州湾还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党支部。
周兴阅人无数，一眼就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富家少爷。来延安的阔少千金不是没有，凡是党员的都有当地党组织开具身份证明，可这个年轻人缺少这方面的环节。
他是不是党员？淡水沟党支部是否真的存在？单凭一面党旗和一本小册子不足以证明，因为白色恐怖时期，不少共产党人叛变投敌，且不说这些东西，甚至一些党的秘密文件都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里，所以，也不排除敌人会利用这些东西和这个机会渗入延安的可能。
而此时，中共广东南路的党组织尚未恢复，一时无法甄别，周兴和李克农商量后，暂时把蒋建新安置在政治保卫局培训班，这里是培训特工的学校，一样也是甄别敌特的地方，就象把一只老鼠放入群猫之中，即使它伪装得和猫一模一样，也掩不住老鼠的气味，很快就会露出原形的。
另一方面，周兴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这一特殊的情况，因为周恩来副主席和夫人邓颖超当年就是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之一。
中共广东区委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区委之一，管理包括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及香港等地的党组织，是大革命时期全国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之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纪律监察机构——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开创中国共产党纪检工作先河；设立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地方军事机构——军事运动委员会。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黄学增任共青团区委候补委员、工农部助理，负责领导南路农民运动，两人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战友关系。
除了他俩，还有谭平山、陈延年、阮啸仙、澎湃、张太雷、周其鉴、罗亦农、邓中夏、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等革命先驱，他们领导9千多名中共党员和数十万工农，配合国民革命军东征、南征、北伐等，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推动了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卓越的中共领导人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屠刀下，绝大多数人壮烈牺牲。他们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壮丽的篇章。
正如李大钊说:“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他们是播火者，燃烧自己，驱逐黑暗，印证了一个真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先进的政党来加强组织和领导。
黄学增在大革命时期和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是广东省四大农运领袖之一，又是广东西江和海南岛红军、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琼崖红坎坡英勇就义。
1960年，周恩来到湛江视察，动情地和地委书记孟宪德等人谈起黄学增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并询问了其的亲属情况。时隔三十多年，总理日理万机，还能记得黄学增，可见两人过去的感情之深。
其实，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黄学增，当他看到有黄学增签名的小册子时，往事历历在目，仿佛还在昨天，而和他一起战斗的同志们一个个离开了人世，这不由让他指尖发抖，悲从心头而生。
这不是一般的小册子，记录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南二淡水沟组织群众开展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记载了南路第一个共产党员黄学増在南二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生命轨迹。
倘若蒋建新真的是受淡水沟党支部委托来延安寻找党组织，那么则证明广东南路的革命火种仍在不断地燃烧，只要恢复南路的党组织，将呈星火燎原之势。
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转告广东省委，务须尽快恢复南路党组织，以点到线，以线到面，一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面寻找原中共南路特委的失散成员和幸存的共产党人。
其实，周恩来还牵挂着一个人，那就是彭中英。
1923年1月，彭中英从德国转到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光荣地加入了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旅欧总支部，成为化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后来，他在朱德带领下，离开了巴黎到前苏联东方大学深造。
1926年，彭中英根据我党工作的需要返回祖国，被任命为广东农民军总部主任，亲临广州市郊四县指挥战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随党组织转移到香港开展地下工作，后被广东省委派往南路工作，先后担任了南路特派员、特委书记、南路肃反委员会主任及南路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等职。
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写信给彭中英，称赞他是“革命的硬骨头”，并叫他上北京工作，但他婉言谢绝了总理的好心安排，因为他不忍离开和战友们浴血坚持了20多年的雷州半岛。
“七七事变”后，中共党员刘谈锋率领香港青年归国服务团到了南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该团虽然没有党组织领导，但足以让彭中英和陈信材等人倍受鼓舞，预感到南路党组织的恢复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
果然不久，中共广东省委得到周恩来的指示，派遣周明、林林、阮明等人到南路恢复党组织工作。
当陈信材见到林林时，这个铁打的汉子忍不住地流下眼泪。
他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三连任少校连长，代理营长，驻防广宁县。在黄学增的引导下，他放弃升官发财的机会，辞去军职，追随黄学增搞农运，后在黄学增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吴川县第一任书记、南路特委委员等职。
自从南路特委被敌人破坏后，他为了寻找党和组织，历尽艰辛，出生入死，若是别人，早就悲观失望了，可他和彭中英等人毫无气馁，信念从未动摇过，因为他们始终地坚信，党会回来的。
找到了陈信材和彭中英等人，证实了淡水沟党支部的存在，林林将自己的调查情况和彭中英、陈信材、李癸泉等人的证明材料转呈省委，然后他留在吴川梅菉，和彭中英、陈信材等人一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延安边保处接到广东省委的复函后，遂解除了对蒋建新的甄别，并送他进入高级培训班学习。
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广州等城市也面临着沦陷的危险，尤其是广州，一旦落入日寇之手，那么，广州湾就成为外援物资进入内地的唯一通道。
考虑到广州湾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的重要，国共两党都派遣精悍的特工进驻广州湾，控制着这条海上运输线。
李克农之所以选中蒋建新，不仅是因为他是一名党员，政治可靠，更重要的是他出身于豪门，在广州湾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
事实证明，李克农具有伯乐的眼光。蒋建新奉命回到广州湾潜伏七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到独挡一面的大将，每一次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