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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的坟墓比叛徒的天堂还明亮，与郭潜等人丑恶的嘴脸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南委事件”中，除了苏蔓、陆文坤、张海萍三烈士，还有张文彬等大批共产党人，肩负使命，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践行了在党旗下的铮铮誓言。
正如早期的革命烈士肖楚女所说:“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重庆渣滓洞和江西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顽固派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的魔鬼式监狱，臭名昭著，国人皆知。
然而，还有一座国民党秘密设立的监狱，人们却知之甚少，规模与重庆渣滓洞和上饶集中营不相上下，它就是后来被称为“江西渣滓洞”的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
1940年3月至5月，国民党特务在赣州秘密逮捕了40多名在各机关、抗日群众团体和“工合”组织中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接着，特务们又在泰和、吉安逮捕30余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左倾文化人案”。
这些“共党嫌疑犯”被捕后，关押在泰和县一座普通的监狱里。
中统特务机构“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简称特办处)认为，70多名政治犯关押在普通监狱里，既不利于保密，也不利于管理和审讯，应转移到另一个秘密的地方收容。
征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同意，中共叛徒、国民党中统局专员冯琦以特办处的名义，在泰和县西南13公里处的马家洲乡松山村，强征一栋祠堂和三栋民房，改建为马家洲集中营，用于关押政治犯。
为了掩人耳目，集中营公开名称是“江西省青年留训所”，囚犯被称为“留训人”，行文用“江力行”代号，通信专用“泰和马家洲邮电局第6信箱”。
马家洲集中营主体由一座王氏祠堂和一排三栋的“云蒸霞蔚”民房、“受天之佑”民房、“奎壁联辉”民房，以及18间其他民房构成，总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
王氏祠堂为赣派建筑风格，建筑面积553.55平方米。坡屋顶，马头墙，青砖灰瓦，飞檐翘角，布局简洁，朴实素雅。
整体上看，绿苔葳蕤，沉寂恓惶中记证着古祠堂光阴流转的荣衰；风雨剥蚀的青石小巷，似乎可照见国民长袍马褂下的纷繁与尊卑。
按传统习惯，祠堂是儒家用来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可国民党残暴不仁，强行征用，将祠堂改为关押党人的秘密监狱，成为一座杀人的魔窟。
这里警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四周建有两层围墙，外层是三米多高的砖墙，内层筑有厚厚的尖竹篱笆，
每栋房子除了厅堂外，里间用厚实的木板隔成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囚室，面积大的不过10平方米，面积小的仅有五六平方米，囚室中只有几间开了小窗，其余的都是密不透风。
祠堂中间天井两侧用原木打成木栅，再用毛竹块围成竹墙，隔成10间鸽子笼式的号子，每间面积不到5—6平方米，设上下铺，四周没有窗户，只能从天井透进些许阳光，用于关押普通的共产党人，
祠堂后厅则作为小礼堂，供特务演出、开会和上课洗脑培训之用。
重禁闭室设在的“云蒸霞蔚”民房，位于三栋最西边，专门用来关押重要的“政治犯”。
明间大厅为看守值班室，院落两侧小厢房是优待室，专供被诱叛者住宿。
东边次间分三间，第一间为廖承志囚室，第三间为谢育才囚室，西边次间第二间为张文彬囚室，第三间是清江党支部书记胡宗澹和赣县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等人的囚室。
前厅后堂，两进院落，正门门额书“云蒸霞蔚”，两侧外墙上写着“唤醒大家洗心革面，改造自新回头是岸”的反省标语。
“受天之佑”民房为前厅后堂的两进式建筑，中有天井，建筑面积176.37平方米。
正门门额书“受天之佑”，前厅有长方形厢房两间，西边为女禁闭室，东边为女特务值班室。
后堂为训育组办公室，其中左次间为档案室，存放所有“留训人”档案资料。
女禁闭室仅10余平米，最多时关押了10余人。里面条件极其恶劣，没有凳子，“留训人”就利用洗脸水将地板擦干净，大人小孩挤坐在地板上在里面，小“犯人”李小琳就在这里从爬到学会走路。
“奎壁联辉”民房为前厅后堂的两进式建筑，中有天井，建筑面积187.4平方米。
正门门额书“奎壁联辉”，前厅是特务值班室，后面厅堂是审讯室。左右厢房分别为诱降招供室和特务卧室。
特务在值班室负责公文收发、报刊分发、电话接听、上传下达等。审讯室里，特务用吊打、夹手指、竹签刺手指、坐老虎凳、踩杠、灌辣椒水等对“留训人”施以酷刑。
整个集中营仿照陈立夫、陈果夫苏州反省院的办法，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软硬兼施，一方面政治训练，一方面酷刑逼供。
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入狱者每天只能吃上七八两混杂沙石的霉米饭，用水量也被严格控制，绝大多数人得了皮肤病、胃病、肺痨、手脚浮肿等，却得不到治疗，有些人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特务通过“政治训练”和金钱地位的诱惑，强迫在押人员学习“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言论、国民党的政策政纲，让所谓“优秀分子”现身说法，还派奸细混在难友里面，暗中监视共产党人的言行举止，或煽动反共情绪，以瓦解共产党人革命意志。
对于案情重要且信念坚定的革命人士，则施以酷刑，甚至秘密杀害。
松山村西侧偏僻之处，有一棵婆娑的古樟树，历经风霜雨雪、沧桑浮沉，依旧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这里是国民党特务枪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刑场。古樟树身躯上的弹痕，记证了戴着镣铐的共产党人英勇就义那一段至暗的时刻。
“南委事件”后，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廖承志、张文彬、吴大可、刘国兴、徐冬生、周文斌、高亮、谭汤池、胡宗澹、谢育才、王勖、王中仁等共产党人，先后被关押在这个魔窟里。
他们饱受电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竹签刺指甲等酷刑，被折磨得没有了人形，痛苦不堪。
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曾任红七军政委、毛泽东的秘书，保卫井岗山的孤胆英雄，在狱中屡受敌人刑讯逼供，但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宁死不屈，于1944年6月牺牲，享年仅34岁。
还有高亮、丘鸿耀、杨保生、蔡选英等共产党人保守革命气节，熬不过敌人的酷刑，被折磨至死。
中共赣西南前委宣传部长、丰城中心县委书记吴大可（原名吴建业）在集中营被特务秘密枪决。
中共汀瑞县委书记、游击队负责人刘国兴被判了有期徒刑仍然被特务处以死刑。
新干县党员徐冬生、周文斌竟被当作活靶子，被中统特种科员训练班学员杀害。
敌人的残忍，是令人发指的，可吓不倒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敌人的阴谋，是枉费心机的，征服不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追求光明与真理的渴望。
面对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和残酷迫害，马家洲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将“反饥饿、反迫害、反自新”作为在狱中斗争的中心内容。利用放风、上厕所等机会传递纸条，互相鼓励；集体静坐，拒绝上课，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转化看守，组织越狱。
前面的人倒下去了，后面的人跟上来，在这座人间地狱里，革命的火焰从来没有熄灭过，共产党人以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地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
他们用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江西红土地上竖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从1940年6月至1945年1月，马家洲集中营里前后囚禁了近500名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因日军进犯，原迁驻泰和的江西省会各机关疏散，集中营于1945年1月迁至吉安县富田山区，6月又迁至永丰县潭头。翌年，随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机关迁往南昌潮王洲，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
惨重的代价，令人痛心疾首，但共产党人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南委事件”后，党中央和南方局果断地作出决定，撤销南委机关，国统区内的党组织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南委书记方方调离大埔，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虽然“南委事件”因叛徒出卖而未能最终避免，部分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的状态，但其的基层组织与它互不隶属的系统并没有遭到敌人的破坏。
不过，因国统区的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以至党的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均受到较大程度上的削弱。
汲取了“南委事件”的教训，全国各地党组织立即停止活动，党员干部迅速地转入隐蔽战线，上下级不发生组织关系，不发指示，不开会。沦陷区和敌占区的党组织暂时不开会，不收党费，党员之间互相不发生组织关系等等，一丝不苟地执行，不能倒在细枝末节上。
正是因为中共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而果断的应对措施，组织系统变得更加隐蔽、严密，更加有凝聚力、战斗力。
更重要的是，在反逆流的斗争中，广大党员干部得到淬练，提高了思想觉悟，以饱满的激情和旺盛的斗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